一向有点羡慕村上春树笔下的男主人公。现在我说的是《1973年的弹子球》里的那个，三十出头的老男人，经营翻译公司过得还算滋润，休闲时听beatles，看《纯粹理性批判》，还有一对双胞胎女孩陪他打屁聊天散步嬉戏。真是如同田园牧歌般令人心旌摇荡的生活啊。

之所以想起这些，是因为我也在读《纯粹理性批判》，当然是为了写论文而不得不读的。我现在正读的这书，和村上那位主人公读的，肯定不是同一本书，我相信。在他那样的生活中《纯粹理性批判》是个妙趣横生的道具，而在我却不能。

《音乐哲学》中说到“本体论”问题（简而言之，就是关于如何判别一次演奏是不是对于某部特定作品的演奏的问题，即作品自身的“同一性”位于何处）的无意义，说得很对；其实从我上面那一段来看，这件事也很清楚：在我的特定语境下，我可以说我和那个男人读的不是同一本书；但这并不会使这本书本身的同一性成其为问题——说是同一本书，或不是同一本书，都有其能够成立的语境的。但“本体论”追问的是独立于一切语境的“同一性”何在（哲学上由来已久的“基础主义”，“旁观者的认识论”，等等），这当然是无意义的形而上追求，而且和音乐审美评判无关。某些貌似奠基于“本体论”的音乐审美评判，在拒斥了上述“本体论”思考以后，反而能获得更生动的意义。

其实这就是《音乐哲学》中一章的内容。使我厌烦哲学（包括我自己写的东西）的原因通常就是这个：明明是那么简单明白的道理，何以需要一遍遍不厌其烦地去证明它呢？看看我自己写的东西，总觉得是不断地在说废话。
对于我，哲学上的“洞察真实”从来都没有难度；而困难的“哲学问题”恰恰在于，普通人的平凡见解是如何得出的（即使它从某种意义上是悖谬）？悖谬的平凡见解有何“真切”意义（当然，我一向相信是有的）？
 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我的哲学观：最深刻的，就是最表面的。

说起这本我帮老王翻译了一章的《音乐哲学》，也是近日才读完的。和翻译时的不胜其烦不同，以普通读者的心情读完一遍以后，觉得作者是相当有才，是一本不错的书，甚至可以说构思精妙。老王愿意拿来翻译，不是没道理的；而他作为翻译者，也多次对我说这书写得枯燥，以至于翻译拖了很久，那也是很有道理。我把自己译的那章原稿和成书对了下，老王对我作了几处小改动，我颇为心服。总体来讲，这里面的两三万字是我靠翻译糊口至今译得最用心的部分。现在自己读起来，觉得文笔干净、爽快、到位，也有点自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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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过我不向任何人推荐这本书。书里面的见解固然不错，但行文是挺考验读者耐心的。很难有人能把这样的书读得津津有味——当然，如果您能把《纯粹理性批判》读得妙趣横生，那么把这本书作个零食也是不错的。
 
这本书中，体现作者阿伦·瑞德莱音乐欣赏力的部分不多。其实大部分分量在“纯哲学”方面：澄清两种“理解”，批驳音乐上的“自主论”，那就是批驳哲学上的“基础主义”……等等。后期维特根斯坦式的思维方式贯穿了全书；当然，表达方式要比维特根斯坦容易理解——可以说，这里面提供了进入维氏哲学的一条简便路径。

阐释西贝柳斯《塔皮奥拉》的段落展示了作者在艺术鉴赏上真知灼见。下面摘录一段我喜欢的（也可以顺便欣赏下我的译笔哈哈）：

我们不仅把《塔皮奥拉》当成北欧风貌的一个再现，而且还把它看成是森林之神塔皮奥的再现——这位神祗是整个景观的化身。这样一来，这部作品就向我们呈现了自然界的某种拟人化。当我们把对于自身的解读融入自然，融入那样的景观，并怀着对自然的敬意坚忍不屈，尽可能地心如铁石——这样我们就唤醒了心碎的神灵；我们看到，对于神灵来说，如此寒峭苍凉的孤寂终究是不堪忍受的。它向我们展示出，身为如此这般的景观意味着什么；作为这等景观中的拟人化的栖居者，我们将终日与何者为伴。它还展示出，通过想象、借助神灵给世界赋予灵魂，将会构造出想象力所能及的最为冷酷无情的行为；面对这样真实的残酷，作为这等世界中现实居住者的我们只有感到恐惧和颤栗。归根结底，它以堪称范例的方式告诉我们，神话是如何在我们自身和世界的诸方面之间起作用的：这世界我们无法正视，或者说我们只能通过替代、形象、灵魂、神祗来面对它；灵魂、神祗同化着我们，承担着在世的苦难，构成我们和世界之间的缓冲。我们现在所谈论的这一态度，即是作品中那渴求而孤寂的哀鸣所呈现的态度；当我们把《塔皮奥拉》理解成森林之神塔皮奥的再现时，这样的哀鸣赋予了整个作品以结构。